第六十五章 政治的无奈（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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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后中日在正面对抗战场上开始沉寂下來，战前日本对中国的企图是：陆军要求得到中国华北做为对苏作战的基地，海军要求得到中国华东华南一带做为对东南亚进攻的基地，瓜分掉有用地区后，战略价值不大的中国西南腹地则靠轰炸等手段迫使其承认这种侵略并采取亲日政策，到了1938年时，中国首都南京已占领，华北也成立了日本扶持的政权，日本此时的政策也随之成为迫降国民党、巩固已有领地，日军并非不希望吃掉全中国乃至亚洲，但以其人数相对之少、力量难以兼顾，其战略是一步步吞食，这样，正面战场虽然还有大的战役，但整体上进入了相持阶段。

两军相持不是比爆发力，而是比坚韧，国民党政府可以在民族感情上做文章，中高层军官、士兵可以靠血性拼博，但是沒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凝聚，这样的情形不可能普遍且持久，当与同一阵线间的共产党人开始出现磨擦，而同一旗号下又有不同的军队投敌时，它对军心的冲击是巨大的，国民党一面在战场后方滞留了大量战败不及撤回的部队，另一方面也在正面对峙战场的敌人后方派出过大量挺进纵队，构成了国民党军的游击作战，这些游击作战一度有过战果，然而，游击作战是沒有后方基地和友军侧援的战斗，所有的基地和援助只有当地老百姓，对军纪、政治松驰且沒有精神主骨的国民党军來说，这样的要求超出其能力范围，这也是国军游击作战在战区有国军正规军协助时常常有一定效果，但一旦承担起主要抗敌力量的任务便难以胜任的原因。

大量的所谓“游击队”不是占地为王，便是在日本人进攻时“曲线救国”，直接送到GCD根据地打GCD人，国民党一直讳言这一段历史并且不肯检讨这么多国军投降资敌的原因，与其当时在背后的政治考虑有关系，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非常明白日本不可能战胜，因此只要保存实力不投降，就一定能迎來胜利的那一天，国府的考虑当时已经“高瞻远曙”到了胜利的时候自已能有多少兵马的地步，部队是成为伪军还是国军，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到了那一天，所有的伪军都会成为国军，连旗帜都不用换，即便是GCD，在1942年以后也认为日本必将战败，而以“保存实力，以待时机”为主。

倘使这是在智力游戏里，可以说几方都是政治高手，但在血淋淋的战争与民族存亡关头出现这样的游戏，对普通士兵來说，未免太高深了些，一个人当兵，最初的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想精忠报国，有的是想混饭吃，有的是土匪收编，还有的干脆就是被强拉來的，如果一支军队沒有自已的指导思想，连自已的作战任务也不清楚，是用于抗日还是降日**都只在政客股掌间的玩弄，则在最初全民支持抗战的高潮过后，凝聚力便可想而知了。

就在余飚指挥二路军与來犯之敌进行血战时，一幕幕同室操戈的悲剧还在中国大地上不断上演，1939年2月，国民党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策动八路军二支队队长柴恩波脱离冀中军区，扬言“拥护鹿主席，统一河北行政”，文安、新镇两县归他管辖，直属省政府，表示投靠国民党，旋即GCD八路军的715团1营和3分区部队在文安以西以平叛为名击溃了柴恩波所部，1939年6月，八路军各部同时向张荫梧所部发起进攻，并于6月22日将其所部完全击败，张荫梧通过化装只带了十余骑兵拼死突围落荒而逃。

一份份情报被余飚扔到了桌子上，一个巴掌拍不响，不说谁对谁错，都是为了自己团体的利益，置国家危亡、民族仇恨于不顾。

“搞什么呀，放着日本鬼子不打，打内战，就象打了鸡血般的兴奋，”余飚忍不住张口骂道：“还要我出兵配合，脑袋让驴踢了，也不看看现在我们是什么处境，难道要我们冲破敌人的包围，跋涉几十里、上百里去打内战，”

“嘿嘿，都是玩政治的高手，理由都冠冕堂皇，你说他游而不击，吞并友军，不服政令；他又说你不事抗日，专搞摩擦，破坏国共合作，”吴新民摇着头苦笑道：“真假难辨哪，真假难辨，”

“消消火，消消气，”林存忠给余飚递上碗茶水，“别管他们谁对谁错，咱们还是先对付眼前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