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8.2257章：江山社稷大朝堂.（2 / 2）

那公子面色不变，淡淡的应了声道：“杨大人何必如此？”

杨峥道：“并非本官不讲情面，实乃国法如此，即便是公爷下官也只能这么做了？”

那公子却不接杨峥这一番话，而是岔开了话题：“杨大人若是为了沈家老爷子而来，这事儿还得听徐某说两句？”

杨峥今日来的目的准确的说是为了沈老爷子，可不是来闹事的，况且说徐家谋反，傻子才会相信，先前的大动作，喊打喊杀的，说到底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本没想到这么快就看到了身后的大头目，不得不说效果不错，眼下对方给了台阶，自是顺着台阶下的时候，淡淡一笑道：“公子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不是的，要不然人家说我太过绝情了，公子有什么话就说吧？”

那公子似没想到对方给自己这个机会，微微感到意外，但他也没客气，道：“苏州的沈家，原本是南京做买卖的，直到这两年才来的苏州，想必这个杨大人该清楚了？”

杨峥颔了颔首道：“这个本官知道？沈家在南京坐着茶叶、丝绸的买卖，有了规模后才返回了苏州经营的？”

那公子嗯了声，道：“大人所说倒也不错，可大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杨峥心道：“莫非这沈家还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心头虽嘀咕，嘴上却道：“公爷此话怎讲？”

那公子道：“沈家在南京做茶叶、丝绸的买卖是不假，可除此之外，沈家还贩卖私盐，大人可知道？”

“私盐？”杨峥吃了一惊，盐作为古代朝廷最看重的买卖，一直都是垄断经营，尽管尽管盐不贵，但盐是人的生活必需品，需求量大且市场永不枯竭，所以盐业是暴利的行业朝廷靠经营盐业获得大笔收入，据私盐研究专家估算，盐的零售价格要高于产地价格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盐价奇高的原因之一是沉重的盐税负担。以两淮盐课而言，盐课清单包括奏销正课共二十五项、考核正课共九项、不入奏考正课四项、不入奏考杂项三十项、不入奏考杂费二十五项。以两淮到汉口的盐为例，一引盐的正课是一两一钱七分零，但即使在道光年间经过清理整顿后，陆续加上各种杂课后已达十二两。除了这种正规或非正规苛捐杂税外，还有各种养活庞大盐政人员的支出要盐商交纳。正因为盐业的利润极高，因此往往在销量上都十分客观，市面上私盐一多，朝廷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失，所以历朝历代的当权者，对于贩私盐的商人定下的罪责十分重，汉武帝时，对私盐贩子“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钛左趾”是在左脚趾挂上6斤重的铁钳，“没其器物”是没收生产工具，煮盐的工具当年也相当值钱。唐代“自淮北置监院十三”，捕私盐者。私盐贩子要杀头，连相关官员都要连坐。五代时，盐法最酷，贩私盐一斤一两就可以正法。宋代略宽了一点，无非是杀头的标准放到三斤或十斤而已。盐业的利润是大明的重中之重，罪责也是极大的，当权者认为，除谋反外，罪莫大于贩卖私盐，格杀勿论。而且对罪犯不称匪而称“枭”，是说帝王以孝治天下，故不孝之罪通于天，称之为“枭”，以示其罪大恶极。一旦发现贩卖私盐，大多数逃不过杀头。

尽管律法严明，但大明疆土辽阔，随着天下承平，人口急速增长，盐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大，在巨大的利润下，仍有不少以身试法的私盐贩子大胆贩卖私盐从获取高额的利润，加上得益于朝廷对私盐的垄断，使得盐商获利比其他商人要容易些，因此朝廷虽有严酷的刑法惩罚，民间私盐贩卖仍然屡禁不止。明朝洪武时期，朱元璋鉴于私盐泛滥，与洪武初年设立九边进行北方防御。由于九边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为了减少这种负担，洪武帝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以换取山西商人获得了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以后山西商人不仅获得了河东盐池的盐引，也获得了两淮的盐引。也就是说，盐商想要合法贩盐，商人必须先向政府取得盐引。商人凭盐引到盐场支盐，又到指定销盐区卖盐。按明代的“纲盐制”，持有盐引的商人按地区分为10个纲，每纲盐引为20万引，每引折盐300斤，或银六钱四厘，称为“窝本”，另税银三两，公使(运输)银三两。以“圣德超千古，皇风廓九围”命名，未入纲者，无权经营盐业，而朝廷从中获取好处，据统计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这还不算“私盐”的交易额。要知道，明王朝每年全国的税收总额平均不过“一千万两”。盐引“一本万利”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为了鼓励更多的商人输运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给予贩盐专利的制度，洪武四年，朱元璋制定中盐例，根据里程远近，一至五石粮食可向政府换取一小引(二百斤)盐引。此例以后随形势变化、米价高低而不断有所变动。开中法大致分为报中、守支、市易三步，报中是盐商按照明政府的招商榜文所要求的，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区粮仓，向政府换取盐引；守支是盐商换取盐引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支盐；市易是盐商把得到的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盐商们因为长途运输粮食的耗费巨大，曾在各边雇佣劳动力开垦田地，生产粮食，就地入仓换取盐引，便于更多地获利。这其中的好处固然是控制了盐商，也达到了戍边的目的，但随着时日一长，各项法纪都开始败坏，加上私盐利益太大，皇室、宦官、贵族、官僚们见持有盐引有利可图，纷纷奏讨盐引，转卖于盐商，从中牟利。这一现象被称为“占窝”。这种现象愈演愈烈，破坏了开中制度，盐商需要贩卖私盐，往往需要从权贵手中打交道，从他们手中获取盐引，如此一来，朝廷垄断的盐业，慢慢为皇室、宦官、贵族、官僚所控制，朝廷虽有规定禁止“监临官员”、权势之家、公、侯、伯及四品以上文武官员本人及家人、奴仆从事盐商业务。但利益的诱惑太大了，在永乐、宣德年间，这项禁令就成了一纸空文，这种私盐买卖愈演愈烈。

沈家能在短短几年一跃成为苏州第一家，这其中固然有魏国公大力扶持，以及沈老爷子的经商手段，但更大的原由则是来自贩卖私盐，凭着与魏国公的关系，从中拿到了大量的盐引，成为南京一带最大的私盐贩子，从中没少赚取好处，连带着魏国公府也跟着赚了一笔，可这事儿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随着新皇帝登基，三杨柄权，广开言路，朝中有志之士对皇室、宦官、贵族、官僚所控制的私盐早有不满，加上朝廷国库空虚，皇帝对盐业也越来越重视，沈家才有所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