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3. 1672章：名不正,言不顺（2 / 2）

长房是今容安之高祖会可；第二房是彦中之祖圣可；第三是待制公。彦中之父公安最富，后来扩充屋地却多于两房。吾待制公致仕回，子孙众盛，遂买官濠下土，作居移住，独留第五子公武仍于东门祖居住。公武兄弟五人，田产各已分，惟屋业实未分也。公武后无子，子言叔承继之。洪武年中，子言叔、子超叔、仲殷兄以贫窘乏用，急欲卖官濠下之空屋地。我时虽幼。独不肯出笔。一人不出笔则买者不敢承交。二叔见逼不已，遂以东门所共分屋地并塘皆贴还我，然后我于契上画字。故当时刘永寿买契上价钱皆二叔一兄得之，我独不得者，盖以其东门所共分屋土并塘与我相换易也。然我随母在外，未曾回东门住。仲基兄在盘古山住，与萧壮父子致闹，问我借子超叔分与我之屋居住。子超叔文约一纸是亲笔.今见收在仲基兄处。盖因当甲首而吾适不在家，先母用此约于仲基兄抵当钞五百文，买铁索纳官。吾兄弟相友爱无问，后来亦不曾取赎此约，宾畿具知此事。从前来历如此，虽后来官中抄札亦只是空地一问，见有文册可考也。吾之此言，一语一字皆实，天地祖宗鉴临在上。不可诬也。而吾兄辄为此言，岂以吾为全无知耶！岂真以吾为妄争耶！‘吾今所以说与汝者，以明吾之受分于祖父者，来历明白，如此实非妄争也。然吾兄既如此言，汝便让之，更不可思想去东门居住。城外固非可久住，可从容别为谋也。乡邑近年故家子孙皆以分争产业交恶，此吾所甚薄者，汝宜戒之.汝宜戒之！“

在这封长信中，杨士奇详细叙述了“东门外祖屋”产权的变迁，信的结尾告诫杨稷，以“乡邑近年故家子孙皆以分争产业交恶”为鉴，放弃东门祖屋。但在给从弟的信中，杨士奇却对于被萧氏所占的一口水井耿耿于怀：“甚恨与贤弟剐时忘言一事，萧所芳所占井至久不还，祖宗之物吾终不敢与人。已有书诉之思贻兄长，详悉备矣。烦吾弟面与所芳一言，谁家无祖业，望早分付为感。盖某平生不敢分外占据他人一毫，况所芳亦是亲戚，吾岂敢辄为非理之求哉。越理妄求吾所不敢，但所芳亦须存此心，不可失亲戚之欢耳。 今不遣书令稷整理者，盖虑其年少不晓事，激恼亲邻耳。吾弟是所芳兄弟素交，思贻兄是其外亲，幸相与周旋明白，得复吾祖宗之旧，感德不浅也。”糊涂儿子总算是明白了父亲为官的不易，答应痛改前非，这才让杨士奇感到一丝安慰。

结局了自己的痛处，杨士奇下手不在容情，先是上奏皇帝言及这次京察的过程以及结果。

皇帝对于整件事算在锦衣卫的打探下，已经知道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对杨士奇因为儿子胡作非为的过错给出了罚俸一年的处罚的同时，也对科道的京察的结果，做出了告示，他谕吏部曰：“ 部院考察京官及科道拾遗，事既竣，独科道互纠劾，业有成命，今数日未见题请，显有畏附之私，姑置不究，宜遵例令两京科道，从实互举，以听去留。”然后出乎意料的是，科道拾遗之后，没有科道互纠之事，这下朱瞻基有些愤怒了，他对科道没事找事的毛病，本就有些不喜，杨士奇整治科道，可以说正和他心意，此时看科道竟敢违抗圣旨，登时勃然大怒，特下诏督责，认为“显有畏附之私”，于是吏部尚书郭琎上疏引罪，科道当即互相纠劾，科臣劾御史张京、郑洛书、汪似、李循义、苏信，道臣劾给事中张润身、饶秀、商大节、曹汴、戴儒等各不职。

得知结果，朱瞻基再接再厉，再一次下谕：“科道官系朝廷耳目，顷大臣多畏避奸邪，以致考察宽纵不公，兹互相举劾，不过苟且塞责，为首者姑宥不治。”一时其他被劾之科道官或闲住，或致仕，或降调外用。

见皇帝行如此雷霆手段，那些抱着看热闹的官员才算是回过神来，礼部尚书胡滢率先上慎考察五事：集众见以昭大公；核众职以昭**；体考察以清冒滥；除暖昧以全人材；禁奔竞以正士风。对考察的有关具体事项阐明了意见。“

见内阁、礼部开了头，其他部门不甘示弱，纷纷上书陈述对科道京察的必要。

众望所归的局面下，科道不得不接受这次京察的结果，在皇帝授意下，八月底，

通政使司便向十八衙门发送了京察的结果。四品以上官员上书自陈”大部分都以皇帝的名义优诏褒答，或降调他用，个别的令致仕闲住，因为事实俱在，加上胳膊拗不过大腿，所以这个结果出来，倒也没人出来说话，大家默默的接受了这个结果。

而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的官员，共得老疾者十五人人，贪十人，罢软十人，不谨一百零二人，浮躁浅十九人，才力不及十六人，由于考察得比较公正严明，无人说话。

最后的才是科道，由于科道拾遗，使得言官、御史往日高高在上的嘴脸，彻底暴露了出来，在锦衣卫的追查下，一查一个准，最终议定的结果是一百二十人人不符合要求，比起先前的四十几人，整整翻了三倍，一时结果出来，满朝惊动，除这些外，还有削籍为民者两人，令致仕者五人，冠带调住者一百人，降级外调者十人。

大结果一出来，满朝文武百官叫好的也有不少，说是这是从洪武以来，最公平，最严明，也是最有力度的一次京察，无人不服。

这次京察之所以有这等效果，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时间上来遵六年一考之例，对京官考察亦未按程序办事。京察理应是六年一次，察以巳、亥年，且吏部与都察院只掌管五品以下的官员考察，四品以上自陈取旨。宣德五年，算上洪熙元年，正好是京察之年，例行的京察理应在接受朝廷的京察，所谓名正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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