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记忆（二）（2 / 2）

我们那会儿是考完试不等分数出来就填报志愿的。尽管我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我知道家里条件有限，有些顾虑。爸爸当时捎话来，不管我考到哪儿，他就供我到哪儿，有爸爸的支持我就放心选择了。我自己的估分和最后公布的分数只差零点五分，虽然考分不算太理想，但估分准确率那是相当地高，不过当时报志愿并不知道啊，到底报哪儿好？我几乎要把能发动的老师和同学都发动起来，搞民意测验了。那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也不太富裕，看着地图上那一个个诱人的名字，真没几个人去过，除了我们在地理课上知道的可怜的常识外一无所知。北京当然好，是全国人民向往的首都，本来是一心要去北京的啊，可是北大之类也太歧视我们边远地区了，不是考古就是马列主义运动史，那是能吸引17、18岁的年轻人的专业吗？只好把我多年来想去看看北京天安门、在未名湖畔徜徉的愿望搁浅了。我问地理老师天津怎么样啊，离首都近，不是有南开吗？“天津不行，太脏。”那上海呢？我那位很自以为是的同学（当时他还不和我一个班，后来成了老公，这话说来话长）说“哼，就你那个脑袋瓜，你不怕被精明的上海人欺负吗？”咦，我还就不信十里洋场能把我这个土包子怎么着了。在我的智囊团七嘴八舌热火朝天讨论着，要帮我在一摞厚厚的招生简章里沙里淘金挑出理想的志愿时，我这个迷惑的当事人突然像个开窍了的将帅，“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红笔出其不意地远远一勾，就是上海了！他们都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没反应过来，以前从没说过我要去上海的啊！我和上海的缘分就这样定了。哦，高考结束了，我当然不能对我的诗人同学食言，落荒而逃。他因为身体原因高二就休学了，我是彻底解放了，可他还要再苦熬一年，我为自己影响到他的情绪觉得很内疚，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想来想去，想到我后来的老公了，他俩本来就是朋友，也许他替我去做思想工作，安慰那个同学排除杂念，好好准备复读更好一些。等他俩沟通完，自然要来向我汇报情况，我也得表示一下感谢呀，总算减轻了个思想包袱。好像在学校门口，我后来的老公向我通报了他如何做思想工作的情况之后，突然冒了一句“哎，我看你以后还是嫁给我吧。”这人也太邪了，简直该死！我连想都没想，气得当时只说了一句话“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嫁给你！”我那时倒也不是觉得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是生气我一直没把他当异性看，一直拿他当值得信赖的人呢，他怎么说出这样破坏友谊的话？好在我俩说完谁也没往心里去，风吹走就当什么也没说过。17、18岁的孩子，心还像天上的浮云呢，怎么可能许下缘定三生的诺言。（我倒是有个中学同学和来实习的体育老师一见钟情，后来结为伉俪，成为我们那拨的爱情传奇。）

虽然轻而易举地回绝了他的痴心妄想，不过他当时还是我可以信赖的人，也是唯一可以找到的劳力。他帮我用自行车驮着行李，送我回到十几里外乡下的家。我记得我们进门时，院子里摆满了连杆挖来的大蒜，已经晒得有些发蔫，正好可以辫成串的柔湿度。我妈正坐在院子里累得满脸通红地辫着蒜串。她除了道谢也顺便问我俩的考分，我妈一听完就替我自卑“怎么我姑娘的分数比你低几十分？”他不好意思地解释他考的是理科，多一门生物，所以总分本来就多五十。我妈这才放下心来。哎，无论是我妈还是我本人，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看着有点浑不吝的家伙，就帮我驮了次行李，竟然在若干年后把我娶到手，说缘分也许好听点，说是“放长线钓大鱼”大概更加贴切。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我除了帮爸妈在地里干活，还帮妈妈辫完一院子的大蒜，也拿着蒜和菜去城里卖。我可没像《人生》里的高加林那么自卑，卖东西看见熟人都吆喝不出声。大概爸爸一直教育我们背上书包是学生，放下书包就是农民吧，我一直比较坦然，从不遮掩我的农村出身，也不以劳动为耻。（我的好朋友多年后埋怨我可害苦了她，她以为所有农村孩子都像我一样朴实，没想到碰到很多“洋芋开花赛牡丹”的事，让她一点都不知道设防。哈哈，一把指头还有长短呢，绝大多数农村人还是很朴实的，毕竟是长在地上的嘛。）我和姐姐跟着爸爸在麦地里割麦子，三个业余农民干活也引得村里人打趣“孩子她爸，你怎么让两个姑娘娃在地里干活呢？她们还是学生娃吗？”爸爸说“嗨嗨，老大分家了，不让姑娘娃干活再让谁干呢？学生娃回家也得劳动锻炼”。我和弟弟拉上满满一架子车菜去学校附近的市场卖，买一根冰棍都觉得很奢侈。偶然见到同学的父母或奶奶，我也没有躲藏，主动给他们送一点，自家种的菜不值钱，我们同学可是有几年的交情呢。有时候卖完菜我会让弟弟拉着架子车回家，我去老师家送菜，没准还能蹭顿饭呢。

其实干活倒是让我忘记了担忧，偶然在燥热中会也觉得空虚难捱，神经近乎崩溃，心里七上八下地等着录取通知书。有一天爸爸去城里办事，顺便让他打探一下消息。我和妈妈在白菜地浇水，等轮到我家时天已经黑了，妈妈让我先回去。我进屋时爸爸笑着说“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真的吗？是哪？爸爸竟然说“大连海运学院”。不可能，我感觉顿时跌落冰窖里，我没有报那样的志愿啊？就算我的成绩再不理想被调配，那也得是我报过的那些学校啊。那录取我的专业呢？爸爸说是“海底打捞”，亏他编得出啊，这个笑话也一下露馅了，我是文科，不可能有那样的专业的。看我失望的样子，几乎急得要跳脚，爸爸哈哈大笑着，凑着昏黄的灯光，从黑色人造革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份白底红字的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张关系我命运的通知书），封面上还印有圆圆的校徽，信封里夹着几张牛皮纸的行李托运签。我的大学梦就在那样的一个夜晚悄然实现了。后来听学校老师说我爸在拿到我的通知书时手都在发抖，可他回家竟然会和我开那样轻松的玩笑啊。

二〇一一年六月四日

（后记：9月4号入学前，离家附近的铁路发生了塌方事故，车堵了一周。家人不放心第一次出远门的我，找来找去，姑父竟然找到一个要去复旦进修的老师，把我托付给他。在火车站托运行李时姑父看到另一个贴着复旦标签的行李，也找到了行李的主人，把我们拉在一起做了介绍。家人把我从车窗里推进去，车厢里挤得没有立锥之地，只能金鸡独立。站了六、七个小时，那个同行的男同学用了两个小时挤到我跟前，说家里在前面的站买到座位票，让我去轮换坐一会，我就这样来到当时还破破烂烂的上海老北站，被热情的校车接进美丽的复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