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1章 721 短命皇帝朱常洛（1 / 2）

后金崛起后，辽东的守卫，成了大明的第一消耗，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

朱翊钧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

明末三饷，也就是辽饷、剿饷、练饷，这三饷的加派，不但没有消灭贼寇，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朝的起义洪流中。

朱翊钧面对这样的局势，心情极为低落，终日愁眉不展。

这样一来，朱翊钧就更加沉溺酒色无节了，他外有国事困扰，身子又被酒色虚淘，哪里还承受得起？终于病重不起。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钧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

二十二日，朝廷发丧，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

《明史》对宋神宗朱翊钧的评价是：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朱翊钧的前十年，因为有张居正在，所以，这是欣欣向荣的十年；第二个十年，是朱翊钧自己亲政的十年，他为了超越张居正，发愤图强，确实做得很好；可是，后面近三十年，他开始怠政，几乎不上朝，虽然，权力仍然抓在手里，但是，对国家的管理，可就没那么到位了！尤其是面对后金的崛起，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另外，三大饷，加重的百姓的负担，为后来农民的起义，埋下了伏笔。所以史书上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假如朱翊钧的晚年，能够正常一点，不那么沉迷酒色，不那么怠政，明朝就算会亡，也不会亡于后金之手！

朱翊钧虽然是明亡之始，但他好歹运气不错，当了四十几年的皇帝，而他的儿子朱常洛可就没那么好运气了，只当了短短一个月的皇帝，就驾崩了！

朱常洛是明神宗偶然临幸宫女所生。

朱翊钧的皇后王氏、昭妃刘氏自万历六年册封后，都无子嗣。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朱常洛在其生母李太后的慈宁宫中私幸宫女王氏，后来王氏有孕，朱翊钧忌讳这件事情而不敢承认，但在内起居注中记载了这件事情，并有当时赏赐给王氏的实物为证，再加李太后盼孙心切，最后被迫承认这件事情。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朱翊钧册封宫女王氏为恭妃，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八月生子，是为朱翊钧长子，取名常洛。

不久，朱常洛遭遇人生第一案——挺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公元1615年5月30日，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伤及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内官韩本用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

事发过后，张差供认系郑贵妃手下宦官庞保、刘成。郑贵妃为免心腹受罪，向皇帝哭诉。但是太子差点遇害，朝中大臣们议论纷纷，皇帝无奈，说这件事最好是你向太子争取谅解。郑氏跪拜太子，太子慌忙回拜。

最后，朱翊钧与太子不愿深究，以疯癫奸徒为罪名，杀张差于市，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六月一日，朱翊钧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

史称“梃击案”。

但梃击案过后，检讨缪昌期认为“梃击”后台是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于是义愤地说：奸徒狙击太子宫，能以“疯癫”二字开脱乱臣贼子之罪，以“元功奇货”抹煞忠臣义士吗？后缪昌期被阉党陷害致死。

朱常洛经过挺击案后，地位并没有提高。

朱翊钧最宠爱嫔妃是郑氏，所以最宠爱的皇子就是郑氏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

郑氏被晋封为皇贵妃后，借机乞求朱翊钧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自己则做皇后。

他俩人写下合同，在道教庙宇中立誓。

朱翊钧的承诺，违背了祖制和封建礼制，他想要成功，是非常难的，因为，明朝已经形成了一股皇帝都难以击败的势力——文官势力！

朱翊钧为了实现承诺，迟迟不立太子。

朝中大臣纷纷猜疑，担心郑氏谋立皇三子，损害国本。

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是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

朱翊钧搁置不管，仍旧宠爱郑氏。

国本之争，实在让皇帝头疼，使得他不得不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三子朱常洵为福王、五子朱常浩为瑞王、六子朱常润为惠王、七子朱常瀛为桂王。

争国本事件，是万历年间最激烈最复杂的政治事件，前后一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整治另外一股势力——“东林党”。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朱翊钧驾崩。

八月，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宣布次年改元泰昌。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初一日，泰昌帝朱常洛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