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六百零一 大明的民众太累了（1 / 2）
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其运行逻辑若要改变这些运行逻辑从中取得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就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
伴随着有为状态而来的就是官员感受到了权力扩张的快感。
借助有为状态的治理逻辑的转变官方力量空前增强需要办的事情陡然增多官僚队伍也会因此吸纳数量更多的新人进入。
有为状态会快速诞生一个庞大的官僚团体依附于其上成为事实上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高度绑定有为状态视之为政治正确。
没有规矩的束缚他们很快就会失控他们很快就会把合理有限度的有为状态带到无理无限度的有为状态肆意侵害农民的利益。
而且就那么一直的“有为”下去不断的“有为”直到把民间在无为状态期间的积蓄榨干、爆发农民起义为止。
而当统治者发现问题所在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不是有为状态带来的问题而是有为状态本身。
那规模极其庞大的臃肿不堪的官僚队伍以及其腐朽堕落的奢侈生活模式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统治者若想要挽回帝国江河日下的局面就要约束、裁撤官员而这必将引起官僚队伍的强烈反弹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王安石张居正还有雍正皇帝这三个典型的改革代表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此。
苏咏霖从来不认为官府过度干预民间事务是一件多好的事情过度干预本身就意味着要做的事情更多就要附带有大量的官僚队伍。
而官僚是不产出任何财富的他们只会消耗财富若只是守规矩的消耗还好他们还会抢夺财富还会霸占财富此消彼长之下贫富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最终必然有人站出来帮他们均贫富。
就苏咏霖所观察到的大明的现状来看有为状态持续十数年以来整个明国社会快速结束了封建时代积累的多项弊病消灭了封建时代的食利阶层前所未有的解放了民间生产力。
也因此这十几年间明国财政收入连年递增民间财富积累也连年递增。
但是随着有为状态的持续明国也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官僚问题甚至侵蚀了理想加成的复兴会队伍让苏咏霖面对着极为复杂的吏治状况。
明国和一般封建王朝不同的是一般的封建王朝完成更新迭代之后就会快速进入无为修养期。
他们只会对站错队伍的前朝余孽发动清洗而不会对全部的地主豪强阶层发动清洗反而会拉拢他们尽快让国家恢复正常所以他们可以快速进入无为修养期开始与民休息。
这个过程可能只在王朝建立之后的两三年就开始了。
而明国为了彻底解决弊病、完成革命和生产改造任务建国之后就没有无为修养期而是快速进入了有为革命期。
明国在苏咏霖的带领下催动数量相对庞大的官员干部队伍深入民间把权力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用号召政令的形式动员民众消灭地主豪强等旧时代的余孽。
通过如此暴烈彻底的行动明国将整个食利阶层连根拔起在全国范围内消灭的一干二净开创了新的历史由此颠覆了中国古代的政治逻辑极度释放了民间的生产积极性。
之后明国不断革新不断革命建立集体农庄、集体工场建设民兵队伍建设全国性质的扫盲识字班四处征战开疆拓土消灭敌人。
在这个过程中官方队伍越来越庞大官方权力越来越大。
也因为其正义性质和对底层民众利益的保护以至于越来越得到民间的欢迎和支持。
消灭食利阶层所带来的极为庞大的物质收获也为这一行动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支撑使得有为状态下本身相当剧烈的损耗能够被兜住。
有了民间的配合行政成本司法成本极低让明国的内耗极低对外辐射的力量极其庞大。
在全新的集体经济模式的催动下明国的生产力几乎达到了中古时代的顶峰并且由于蒸汽机的出现甚至有了向工业时代飞跃的可能性。
但是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有为状态。
官方掌控几乎全部的权力而民间因为不断的胜利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策习惯性的已经唯苏咏霖为代表的大明国马首是瞻一个地方的一个政令发布民间会遵守就能改变一切。
统治集团的内部规则能够被较好的遵守、大家还心怀理想的时候这种有为状态是非常优越的。
这能够最大限度的成就古今未有之壮举并且还会对民生产生很多积极正面的作用。
但是苏咏霖立足于洪武十三年、共和二零一五年这个时间节点已然发现了这一状态的问题之所在。
其一他毫无意外的发现了大明官员队伍里头“扬权”思想的抬头。
他发现不少官员扬权的欲望难以抑制并且越来越膨胀他们更加喜欢大家长大包大揽的角色和办事方式甚至不愿意在内部搞民主集中更别说听取民众的意见。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刚愎自用固执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最好的事情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众民众只要听命令就好了其他的都不要管安心生产生孩子就可以了。
大明国难道会害你们？
不存在的。
所以你们要听命令不能反对只能遵守。
这种思想逐渐在明国中央和地方高层蔓延开来势头比较勐烈若不及时干预会出大问题。
其二大明的民众其实挺累的。
虽然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积蓄越来越多但是他们累他们又要农耕又要做工又要做正常的工作又要参加其他的活动要识字要学习思想理论。
过去的农民要做的事情他们都在做过去的农民不需要做的事情他们也在做所有的时间都被填满了。
虽然建国这一代农民因为吃过封建王朝的苦所以不觉得现在苦但是下一代人呢？